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象数》里记载江南有个叫郑夬的人，写了一本谈《易》的书。从前人们都认为六卦生于乾坤，郑夬却提出另一个说法，说“乾、坤，大父母也；复、姤，小父母也。”他利用乾坤复姤来推演出六十四卦。沈括看到后觉得很神奇，于是请教兵部侍郎秦玠。秦玠知道后很吃惊，说：
“夬何处得此法？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，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。西都邵雍亦知大略，已能洞吉凶之变。此人乃形之于书，必有天谴，此非世人得闻也。”
沈括听后感到很奇怪，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感叹说：“今夬与雍、玠皆已死，终不知其何术也。”
后来，邵伯温读到了沈括的这段记载，担心父亲的学术思想被沈括所歪曲，于是写了《易学辨惑》，说明邵雍学术思想的渊源及传承。邵雍的老师是李挺之，李挺之传授他性命之学和《先天图》。邵雍自己就说：
“吾学于李挺之也，忘寒暑、忘昼夜、忘寝食、忘进取。挺之有所言，吾必曰愿略开端，无竞其说，请退而思之。幸得之，以为然方敢自言。或未也，归而再思之，得之而后已。又走四方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凡山川风俗人情物理，吾皆究观之。有益于吾学者，必取焉。”
这说明，邵雍的思想一面来自于李挺之的传授，另一方面又出自自己的思考，而且他以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主。
李挺之的老师就是穆俢，穆俢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，他待弟子十分严厉，有点不如意，就大声呵斥。据说他家里收藏有唐代的韩柳集，复印了几百卷，拿到大相国寺前摆摊卖。每次有儒生来看书，他都夺书怒视说：“先辈能读一篇，不失句读，当以一部为赠。”因此，常常卖不出去。穆俢的老师就是陈抟。
陈抟认为易理不烦文字解说，只要通过做图，就可把阴阳消长之数和卦变寓于其中，因此传说《先天图》就是从他那传承下来的。
邵伯温说：“先君之学虽有传授，而微妙变通盖其自得也。”伯温尚不能完全领会父亲的先天之学。邵雍也并不在乎自己思想有无传人，他更多时候只是“唯以自乐而已。”弟子中只有王豫和张岷知名，但二人都死得很早。
王豫曾跟邵雍一起居住在共城，一天邵雍来访，王豫问他平常读什么书。邵雍回答说：“平时居家，读五经，泛观诸子百家之书。”二人交谈之中，王豫高谈阔论、雄辨该博，邵雍只是唯诺而已。可是一谈到《易》，邵雍就不再谦让，越谈越深奥，王豫得所未闻，茫然若失，拜服于邵雍的学识，从此持古弟子之礼。
郑夬曾求学于邵雍，邵雍认为他不能诚心一意，所以没有传授他道术。后来，郑夬听闻王豫得传邵雍之学，有所记录，于是向王豫求借。王豫恨其浮薄，不肯借。王豫不幸早逝后，郑夬就收买他的仆人，从家里偷出了这些笔记，据为己有。郑夬根据王豫的笔记写了许多解读《周易》的书，并且参加考试，被评为优等。后来被人告发，才归于失败。邵伯温说自己小时候，郑夬曾来拜见邵雍，忏悔自己窃书的罪过，“尚能记其状貌，白皙短小，轻狂人也。”邵雍只是说他当年要是听劝，不至于此。
沈括所看到的就是郑夬窃书后所流传出来的邵雍之术，秦玠对邵雍一无所知，他也曾求学于邵雍，但邵雍认为他颇好任数，因而谢绝了。秦玠认为邵雍的思想只是“洞吉凶之变”，沈括因而记之。邵伯温担心人们误解他的父亲只是算命之类的术数之士，所以才写作了《辩惑篇》。
邵雍还有一个弟子叫张岷，他常跟人说：“岷师事先生二十年，未尝见先生说重复语。”张岷记载了很多邵雍讲学的语录，他死后，这些语录作为陪葬品全部跟着下葬了。后来邵伯温从其家中求得遗稿，编成《观物外篇》，字数仅占笔记的十分之一二。
邢和叔与章惇也想学邵雍之道，但最终都无果。邵雍生病的时候，邢和叔亲自为他尝粥药，他却笑着说自己不是黄石公，不会因张良跪进一履就倾囊相授。“虽无诚心，去道已远，何所学乎？”
邵雍真正理想的传人其实是程颢，邵伯温说“康节尤喜明道，其誉之于富韩公、司马温公、吕申公相等。”连邵雍的墓志铭都是程颢写的。
当程颢说邵雍的方法是“加一倍法”时，邵雍非常高兴的说他聪明。程颢也说邵雍想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他和程颐——
“待要传于某兄弟，某兄弟那得工夫？要学，须是二十年功夫。”
二程有自己的思想体系，是能够跟邵雍并肩的思想大家，他们彼此见解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，自然是不甘心于做邵雍后学。所以，又一次，程颐问程颢说：“加倍法之数如何？”程颢却回答说：“都忘之矣。”
邵雍可信的著作有哪些？
程颢为邵雍写的墓志铭里说：
“先生有书六十卷，命曰《皇极经世》；古律诗二千篇，题曰《击壤集》。”
《宋史·道学传》则说：
“所著书曰《皇极经世》、《观物内外篇》、《渔樵问对》，诗曰《伊川击壤集》。”
现在我们所看到的《皇极经世》不是邵雍原书的模样，而是经过了他儿子的编订。《皇极经世》大概可分为三部分，前六卷为《元会运世》，包括了三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大事记，根据邵雍的《书皇极经世后》诗的内容，可推断这部分可能就是邵雍说的《皇极经世》；第七至第十卷，专门讲古今正切音韵，是邵雍的父亲邵古所作；第十一、二卷是《观物内篇》，为邵雍自作；最后两卷为《观物外篇》，是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从张岷那里得到的听讲笔记。
《渔樵问对》的大部分文字与《观物篇》相同，朱熹认为是邵雍写的，但也有人认为不是。此外，邵雍从李挺之那里得到了《先天图》，也可大致归为他的著作。
《梅花易数》虽然以邵雍的理论为基础，但邵雍本人并不相信世俗之命，而且二程、邵伯温、朱熹等人都没提及过有这本书，书中《三要灵应篇序》落款日期为“宝庆四年”，“宝庆”是南宋理宗的年号，距邵雍去世已有一百多年。
《三要灵应篇》还写道：“是编则出于先贤先师，采世俗之语为例用之者：鬼谷子、严君平、东方朔、诸葛孔明；继而得者：邵康节、邵伯温、刘伯温、牛思晦、牛思继、高处士、刘湛然、富寿子、泰然子、朱清灵子。其年代相传不一，而不知其姓名者不与焉。”说明《梅花易数》可能是明朝时期邵雍的信徒编纂的一本书，并非邵雍的著作。
至于《河洛象数》《梅花诗》等，就更没直接证据说明是邵雍写的了。
